参考资料：《中共党史研究》1990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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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苏区的货币
中央苏区创建初期，为统一根据地的货币制度，在较短的时间内取消了国民党的纸币和白区其他银行流入的杂币，筹建了苏维埃中央造币厂，印刷了65万多元的苏区纸币。
同时，缴获、没收、收购所获得的银饰、银器、银元宝等，用硬币机器铸制了10万多元的银元和辅币，包括铸造了一些可以流通到白区的大头洋、小头洋、老鹰洋银元，换回了苏区急需的紧缺物资。
苏区纸币信誉极高，1元纸币可换1块银元，7元纸币可兑换黄金1钱。
更通俗的对比，1元纸币可买7、80斤大米，或8、9斤茶油，或7斤多食盐。普通人一个月生活成本，只要1元多。
引自：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简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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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苏区的通胀
1933年10月，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“围剿”后，苏区财政逐渐拮据，只好靠多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，致使国家银行在1934年10月印刷了高达800多万元的纸币，超出了当时市场所需纸币数量的7倍多，致使币值严重下跌，加上工业品和农产品奇缺，引发了物价暴涨，通货膨胀，甚至连银元也受到冲击，急剧贬值。
食盐售价，1934年上半年在永丰县1块银元只能买7两4钱盐，南丰县盐价每斤涨到2元4角。红军长征前夕，在宁都县用1块钱只能买到2两盐了。
谷价素称低廉的万安、泰和县，以前1担稻谷只需5角钱，现在售价却高达4元多。
引自：《赤区经济封锁的现象》，《申报月刊》1934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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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中央苏区后期会出现通货膨胀？
金融管理体制弊端
中央苏区仿效当时苏联的模式，把国家银行划归中央财政部管理，成为其下属单位。比如，闽西成立的福建省分行，行长由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兼任。
银行本应直接归中央人民委员会领导的，结果银行却成了政府的下属单位。因而，国家银行处处受到财政需要的制约，发行纸币也就容易出现前面说的为所欲为的情况。
在中央苏区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，用行政命令动用印刷机器，靠滥印纸币来维持军队和政府的供给。
中央苏区金融体制自始至终实际上只充当了财政的出纳机构，执行了一条财政性纸币发行的政策。
取消了红军筹款
从井冈山建立第一支工农红军起，毛泽东就把筹款当作红军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，列为“筹款、打仗、做群众工作”三大任务之首。
红军筹款，成为了苏维埃政权重要的经济支柱。筹款所得，支撑红军赢得了几次反围剿的胜利，更是调动了广大群众参战前的积极性。
有钱才好办事。
要有收入，要有现金流。
但是，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央后，红军的筹款任务被取消了。
1932年6月27日，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决议，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的分散筹款、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，使红军全力于决战方面。
引自：《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》
1932年7月起，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正式取消，红军粮款改由政府负责供给。
取消红军筹款任务后，根据地的财政来源，主要依靠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和提高税率。
政府永远只有征税和发债的手段。
1932年6月2日，人民委员会第十七次常务委员会决议，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60万元。
随着战争的激烈进行，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布十七号训令，决定于1932年11月1日起，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元。
引自：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布告第九号》，1932年6月25日；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七号训令——为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》
税收方面，则用提高税率来扩大财政收入。
1931年《江西省农业税征收办法》规定：贫农和中农农产品平均每家每人收获量以干谷4担以上计算开始征收，税率为4担的1%。
后来修改税则时，重新颁布了《土地税征收细则》，增加了许多新规定：江西省提高了农业税税率，降低了起征点，贫农中农从3担起征。最低一级的税率是平均每家每人收获量3担的税率4%，最高一级税率是15担的税率18%。
与1931年规定的税率对比，4担至8担每增加1担增加税率4%。
这样，财政重担压到了人民身上。
私营工商业凋敝
资本政策是微妙的存在。
早在红军攻克汀州后，朱毛红军就贴出《告商人书》，阐明红军对城市商人的政策：取消苛捐杂税，保护商人贸易，在革命时候用累进法，资本多的多捐，资本少的少捐，请大商人捐款供给军需，但不准派到资本在2000元以下的小商人身上。
后来，中央政府在私营工商业的价格政策、税收政策、筹款政策、肃反政策，以及苏维埃代表大会颁布的劳动法上都有严重的左的倾向，甚至把商人当做土豪加以打击。
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《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》中指出：
“
他们经常拿赤色戒严反对国民党蓝衣社法西斯蒂混入苏区，反对投机买卖为口实，来封锁我们自己的口岸，经常不必要的没收商人输出或输入的商品，禁止商人的来往与自由贸易。
实际上，这等于帮助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经济封锁。
”
工人运动中，更是脱离实际，片面强调工人利益，规定了许多过高的劳动条件和工资标准，对私人经济加上了过重的税收负担。
1931年12月的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》规定，商业税的起征点为200元，即资本在200至300元者，税率为2%。
1932年7月，重新颁布《暂行税则》时，与前次的税则相比，商业税的起征点从200元下降到100元，税率上涨为6%。而200至300元者税率则高达7%了，半年上涨两倍多。
结果就是，根据地流通领域缺乏活力，商人经营处境日趋困难，市场逐渐萧条。
扩红增多，导致农业萎缩
在敌人大规模向苏区进攻时，动员全体人民保卫革命根据地，这本是苏维埃区域内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。
但是，中央未能充分考虑苏区的承受能力，盲目提出猛烈扩大红军，将大批新兵调往前线，去打正规战、阵地战，实际上是与敌人拼消耗。
兴国县，由身强力壮的赤卫队组成的兴国模范师全部加入了红军，接着包含农村雇农的工人师、少共国际师也都加入了红军行列。
到1933年年底，共有5万多人成为脱产的正规红军。虽然这些青壮年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，但农村生产要素中，人是最重要的，大量的劳动力被抽走，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害，造成了土地荒芜，耕作粗放。
再加上农业税的不断提高，农业由此失去了生机。粮食和农副产品产量下降，基本生活物资奇缺，出现有钱也买不到农产品的状况。
对外贸易严重逆差
苏维埃国家经济部虽然下设了对外贸易局、粮食调剂局以发展对外贸易，但根据地进出口贸易还是失去了平衡，严重入超造成了大批现金银元流向白区，加剧了苏区的窘困。
毛泽东曾就中央根据地的情况算了一笔帐：
从出入口贸易的数字来看，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。每年大约有300万担谷子出口。
300万担谷子值多少钱呢？按万安、泰和两县的农民5角钱1担谷卖给商人来计算，300万担谷值150万元。
300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900万块钱的盐，要穿差不多600万块钱的布。这两项共计需要进口1500万元的盐和布。
逆差1350万元！大批现金外流。
中央经济部长吴亮平在《目前苏区的现金问题》中说：现在我们苏区需要从白区输入大批的工业品以及日用必需品，如盐、布、洋油、糖、火柴、果品等，这些我们是必须用现金去买的。
在国民党军阀进行严厉经济封锁的中间，我们苏区最重要的、可以出口的产品，米、纸、木材、樟油、夏布、钨砂等，除米以外，都很少能够输出。因此苏区产品与白区产品无法交换，只好用现金来偿付入超的数目，这样，苏区的现金也就不得不向外流出了。
我们这个幼小的苏维埃国家，出现这种情况，当然会造成国库空虚，货币急剧贬值，引起恶性通胀。
思考：· 确立国家银行货币发行的独立自主权；
· 遵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货币流通规律；
· 广辟筹资渠道的重要性。
开源啊！挣钱啊！理财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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